杨昌济个人资料 杨昌济病逝

杨昌济是谁的学生?

杨昌济是谭嗣同的学生。

谭嗣同在长沙时，创办了长沙时务学堂，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学生，其中有两个学生非常优秀，这两位学生天分极高，其中一位就是杨昌济。

杨昌济，虽然没有第一位学生蔡锷那么优秀的功绩，但多年后自己创办了学堂，培养了另一位优秀的学生。这位操着湖南口音的学生深受杨昌济的喜爱，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

杨昌济个人留学经历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继续隐居乡间授徒、自学，参加赴日留学考试 。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东渡日本留学，主攻教育学。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杨昌济从弘文学院顺利毕业，升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专修教育学。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肄业。

1976年，杨开彗哥哥进京看望主席，主席当即要见，为何没见成？

天南地北，斗转星移，世事变幻莫测。中华文明延续了几千年，直到清政府的末期，各路列强一并侵略而来，中华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的反侵略战斗中。 在中国人民的伟大复兴进程中，多个英雄人才频频现身，来指引着中国革命的方向。

伟大领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殚精竭虑、兢兢业业。从来不自恃功高、骄傲自满，反而一直克己复礼、十分勤谨。 在自己的妻子杨开慧的哥哥想要进京来看望他时，他十分高兴，、的欢迎他来，但是却又没有看成，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领袖小的时候名为伟人，出生在湖南韶山的一个小乡村里。虽然出生于富农之家，但是却没有滋长他骄傲自满的情绪，反而他心里一直有着十足的求知欲，对新事物新世界充满了渴望， 而且在他小小的心里就已经立下了想要推翻旧 社会 、建立新中国的愿望。

伴随着自身的努力，他去往师范附中进行学习。在那里，他遇见了自己一生中最大的恩师－－杨昌济。杨昌济是当时学校著名的教师，带领的学生有伟人、蔡和森等人， 在这些人中数伟人的天份最高，而且他又肯吃苦，杨昌济甚是喜欢。

伟人经常去看望恩师的时候，也注意到了那个蹦蹦跳跳的小姑娘杨开慧。 日久天长的相处中，伟人和杨开慧结下了真挚的感情，而且自己的老师，杨昌济也在临终之时，将自己的小女儿托付给了伟人。从此两人缔结了的婚姻，成婚之后感情十分好。

杨开慧也是一名新时代的女子，思想先进、见识卓越， 还到处跟着领袖闹革命，从来不说辛苦或委屈，而且还为领袖孕育了许多孩子。可以说是两个人在革命中风雨同舟、相濡以沫，是世人都羡慕的一对夫妻。

但是不幸的是，在革命事业轰轰烈烈的发展进程中，杨开慧不幸以身殉国，为革命献身这一度。因为此事领袖十分悲痛，也正是因为杨开慧，伟人与杨家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杨开慧还有一个哥哥，因为自己妹妹的缘故，杨开智跟伟人的感情也十分要好。

少时两个人在杨昌济家里经常玩 游戏 ，一起读书论道、讨论天下大事。所以两个人也算得上是十分要好的革命战友。新中国成立之后，伟人登临天安门，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 杨开智在长沙老家十分激动，原来自己的妹夫竟然是国家的领袖。

因为长时间的思念妹妹和妹夫一家人，还有自己的外甥们，他决意进京探望。首先他先给领袖写了一封信，领袖看完了这封信之后大喜过望，便安排人将杨开智接到北京。 来到北京之后，杨开智在中南海之外的宾馆内。

当时他已经78岁了，仍然千里迢迢想来看望自己昔年的好友。但是彼时领袖的身体也每况愈下，甚至连每日安排给领袖谈话的领导人都要严格限制， 所以领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开解领袖，让他暂且先不要见人。

因为领袖刚做完了一个心脏的手术，身体还没有完全激活，头脑并不清晰，最好不能见客。所以领袖让杨开智在宾馆先住一段时间，等身体转好再相见， 但是已经步入耄耋之年的杨开智身体承受不了在外奔波的极限，便只能相告说自己先回老家，以后再有相逢。

但是杨开智回来老家不久后，他还是时时挂念着在北京的领袖和孩子们，并经常写信来询问近况。但却迟迟没有等到领袖安排见面消息，这让他一度失望。 但是不久之后，领袖去世的消息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

当时举国上下甚为悲痛，人民纷纷哀悼伟大领袖。远在湖南的杨开智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眼睛里的泪水盈满了眼眶，他无论如何也不相信昔日自己的好友竟然走在了前头， 并且为自己的妹妹、妹夫、孩子们也深深痛哭了一场。由此可见，两人之间的感情是很深的。

所以领袖未见杨开智的原因十分简单，正是因为自己身体 健康 才造成了这次的遗憾，并不是如外界所传两个人之间有什么隔阂。众人猜测的原因莫不过是某次领袖拒绝了杨开智的请求，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那就是杨开智某次往北京写信，希望自己能在北京谋得一份工作。

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领袖对这封信予以回绝，他认为杨开智正在做农业工作就在湖南好好做下去，如果因为亲戚之便就在北京谋福利找工作，那就违背了自己革命的初心。 领袖的想法被杨开智了解到之后，他也深深为伟人的为人所拜服，并且再无过分无理的要求。

杨开智受到领袖的开解之后就安心在湖南的农业部做自己的工作，勤勤恳恳的为湖南农业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虽然这件事情领袖并没有为杨开智办成， 但是杨开智心里并没有什么心结，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也一直很好。

杨开智在晚年经常和周围人回忆，小时候的伟人经常去自己父亲家里吃晚饭，两个少年躺在一起谈论祖国的未来，还有自己的妹妹， 那样真挚的感情随着时代的变迁并未受到影响。

伟大的领袖之所以深受世人的景仰，不仅是他建立了不朽的伟业和功勋，带领着中国人民推翻了侵略者的压迫，建立了自己的主权国家， 更是因为他身居高位仍然以身作则，从来不谋私利。

党是人民的党，是人民的服务者，就是要做好人民的工作。领袖嘴上不仅如此说，更是把这个原则践行到行动里。 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十分值得学习的，他的风范永远是鼓舞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

一个家族的崛起

温乎曰：

祝即将高考的读者金榜题名。

1

中国是一个家族社会，这一点我们都无须讳言。

在由家族组成的社会里，一个人想要有所成就，必然需要借助家族的力量。家族力量强起点就高，家族力量弱成就也有天花板。

那种个人单枪匹马闯天下的时代，5到10年前已经不存在了。

很多人还想着重新“打土豪分田地”，但是说实话，很可能未来几百年内都不会重新洗牌。

在如今这个时代能做的，要么借助家族的力量更上一层楼，要么从头做起带出一个家族。

那么一个家族是如何崛起的呢？

我们不妨以曾国藩家族来拆解一下。

2

一个家族想要崛起，首先要生在一个好地方，或者搬到一个好地方。

我说的“好地方”，不是特指“北上广”这种大城市，而是人文环境都比较好的地方。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每个地方都有特殊的属性，这是多年历史积淀形成的，完全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比如古代的榆林、大同、辽东都是武德充沛的地方，毕竟靠近蒙古草原嘛，人生不经历几次战争是不完美的，所以这些地方是优质军人的沃土。

如果你喜欢读书，或者想靠读书科举起家，那么在这些地方基本没戏，很可能连“县级优秀教师”都遇不到。

长江以南是富裕、安逸、太平的环境，反而是千百年来出读书人的地方。

再往细说。

每个省、市、县的某些地方，虽然不能和大城市比，但相对来说有本地最优质的资源，那么这些就是所谓的好地方。

比如明清时代的山西没存在感吧，照样有“祁太平”等晋商发源地，宋霭龄跟着孔祥熙回山西，被晋商土气的富裕震惊了。

江苏号称千年读书地，但现在某县照样盛产车匪路霸，具体哪个县就不多说了，得罪人。

所以你看名人传记或族谱的时候，总能发现一个固定套路：XX公在XX时候迁来此地。

他们和孟母三迁一样，都是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选择资源最优质的好地方。

曾国藩家族的始祖是曾孟学，清朝初年“卜居定业”，才在湘乡县定居下来，传到曾国藩是第9代。

算算时间，已经200年过去了。

曾孟学“卜居定业”，其实就是在找适宜居住发展的好地方，而在农业时代，山清水秀没有频繁的洪涝灾害，可不是安居乐业么。

说到这里就有第二个关键问题：家族传承。

这点真的很重要。

不知大家发现没有，最近几十年崛起很多富豪，但是当他们发家致富以后，想把家里的亲戚带出来一起做，却发现都是猪队友。不是合伙掏空公司，就是仗着老板是亲戚而为非作歹。

到头来，这些富豪还是只能单打独斗。

这些事情不是我编造的，都是新闻里报道过的案子。

于是，在未来家族的历史上，他们不是带着家族发扬光大的人，而是家族的创始人。

这就属于没有家族传承。

如果一个家族每代都有做官、读书、经商的人，那么培养出来的孩子必然是优质的，毕竟掌握着优质资源，用资源砸也能砸出一身本事来。

最近几年很流行一句话：寒门再难出贵子。

其实真相很残酷，寒门自古以来都难出贵子，因为既然是寒门必然缺少资源传承，没有传承哪来的贵子？

我们在史书上读到的寒门，其实是古代的中产阶级，像我们这种平头老百姓都称不上寒门，压根连门都没有。

前几十年是因为革命扫荡一切，把大家拉到同一条起跑线上，才造成“寒门出贵子”的现象，这本来就是特殊时代的特殊现象，基本不具备参考价值。

当中国社会回到正常轨道之后，寒门难出贵子，便会成为常态。

所以一个家族有了数代人的积累，有了各种资源传承，抓住机遇出贵子是大概率事件，而没有积累和资源传承，出贵子是碰运气的偶然事件。

比如曾国藩在湖南办团练的时候，把曾国潢、曾国华、曾国荃、曾国葆等兄弟带出来，个个都精明干练，工作能力强的一塌糊涂。

正是至少三代人的耕读传家，才能培养出这些优秀子弟，碰到机会就可以抓住，成就晚清第一家族。

再说太平天国的洪秀全。

洪秀全攻入南京之后，把好几个家族成员封王，也想过让他们独当一面，结果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典型的猪队友。

这个时候，太平天国和清朝还没有分出胜负，如果想培养是有机会的，但洪秀全发达之后，其他人却带不动。

所以说......生在好地方只是起点，每代人努力奋斗是过程，任何地方出差错都要重头再来。

你说一个家族想崛起，难不难？

3

家族经过几代人的原始积累，就有机会更进一步，提升一点社会阶层和个人地位了。

从事什么职业，才能提升家族社会阶层呢？

从政和学术。

我们的教科书上有很多历史名人，有孔子、老子、秦始皇、霍去病、戚继光、张居正、曾国藩等等。

大家仔细看一下，凡是被写入教科书的名人，基本都是官员或学者，从来没有一个商人因为赚的钱多，而被正儿八经的写入教科书。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政治和学术是公共职业，不是任何人可以私有化的。

不论权力多大地位多高，官员终究有退休的一天，到那个时候，权力和地位就要交给接班人，基本不会有直接子承父业的事情。谁要是敢说，我的职位留给儿子啦，恐怕要被社会舆论喷死。

哪怕皇帝可以世袭，也从来没有任何朝代万年不朽。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绝对不是一句空话。

而参与政治的人，又时刻被一条道德标准束缚：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是新中国提出来的，但曾经的每个王朝都不敢说：本朝不以人民的利益为重。

哪个皇帝和官员敢说这样的话，他的地位合法性马上就没了。

由于政治是公共职业，官员做几件好事便要被称颂好久，这种荣誉感不是商人赚钱能买到的，而官员又是掌握生杀大权的人物，从而让人感到畏惧。

荣誉感 畏惧感，便是从政的优越性。

学术更是扩宽人类认知边界的职业，但凡能在学术上有一点点成就，必然能在史书上留下浓重一笔。

比如司马迁被汉武帝割掉男根，擦掉眼泪写出《史记》。日后山河破碎朝代更替，但后世的王侯将相依然把《史记》奉为圭臬，提起太史公都要顶礼膜拜。

司马迁用学术在每个人的心头开疆拓土，建起一个永不破灭的国。

还有蔡伦改进造纸术、沈括编撰《梦溪笔谈》、王阳明发展心学......都是用学术书写历史。

这就是学术的公共属性。

如果说官职不可以世袭，那么学术更不能世袭，因为在所有的职业里，学术更讲究个人能力和天赋。

同样一门知识，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不会，所有的世俗关系都不能代替。

学者能留给子弟的，只有名声。

而且一旦学者有学术突破，他面临的将是造福全人类，这才是无上光荣的大事业。

国家和社会，怎么可能不尊重学者？

学者的社会地位，怎么可能不高？

哪怕是现在的商业社会，听说谁家孩子考上博士了，马上就要高看一眼。

如果这个博士将来从事的也是学术工作，那么将来给孩子的资源传承，是不是不一样了？

这样两代人下来，一个书香门第就出来了，家族原始积累就算完成了。

所以曾国藩等士大夫家族，都是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政治和学术两开花，就算家族由于政治斗争而暂时没落，凭借优秀的学术功底，迟早有翻身的一天。

而商人恰恰是私人职业，基本没什么公共性。

现在的很多人喜欢用“财主修桥补路”说事，但我们要知道，商人修桥补路没有强迫性，他愿意自然是好事，不愿意的话谁都不能强迫。

公共和私人的分界线，在于是不是强迫为人民服务的。

政治和学术的天然使命，就是为人民服务，商业的天然使命是赚钱，这才是公共和私人的区别。

既然商业是私人职业，一切动机都是为了自己，那么社会地位不如官员和学者，又有什么不正常？

人民群众喷资本家，又有什么不正常？

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不论静下心来做学问，还是不受诱惑为人民服务，都要有经济基础做保证，所以在一个家族崛起的路上，一代人做商人努力赚钱，又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可以说商业是家族崛起的前提，政治和学术才是根本。

你看最近十几年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里面，工农家庭越来越少，官员、学者、商人家庭的孩子越来越多，而且考中公务员并且发展好的，其实背后的家世都不错。

这就是由商业起家，然后转型学术和政治的历史进程。

不出意外的话，我们在未来的几十年内，能看到很多持续发展的家族，甚至出现一些名门也说不定。

4

如果一个家族已经走过原始积累阶段，并且在商业、政治和学术上有所发展，那么下一步该如何保持地位，甚至更上一层楼？

联姻呗。

不管中国也好美国也罢，婚姻永远是家族最稳固的关系，将来再生一个身怀两家血脉的孩子，那么这两家的关系就算永远绑定在一起了。

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血脉才是最坚固的利益堡垒。

穷小子难娶白富美，普通女孩难嫁高富帅，就在于本身的价值不高，不能和对方提供等价交换。

白富美或者高富帅的家族，几代人数十年的努力，凭什么白白送给穷小子和普通女孩呢？

所以曾国藩的子孙后代，联姻的都是绍兴俞氏、义宁陈氏等名门望族，绍兴俞氏就是台湾“国防部长”俞大维家族，义宁陈氏就是陈寅恪家族。

这才是顶级家族的门当户对。

再细化一点，每个省市县都是无数门当户对的家族，他们之间才是互相联姻的对象，一级压一级，一层套一层，这些互相联姻的家族，组成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网。

这些关系网也叫做背景。

随着草莽龙蛇的时代过去，只有进入这些关系网，才能有用武之地。如果进不了关系网，任你文韬武略，也只有独自垂泪的命运。

当然，有人是可以找到捷径的。

宋朝科举发展起来以后，就有“榜下捉婿”的传统，你只要读书好考中进士，长得也不是太磕碜，就有大家族的管家把你拖回家里去，劈头盖脸就问：

“相公前途无量，我家小姐待字闺中，敢问相公有意否？”

要是进士说：“好。”

那么当天晚上就能拜堂入洞房，简直是人在榜下站，妻从天上来。短短一天时间，前程和老婆都有了。

现代社会没有科举了，但是有大学。

不管多么牛逼的家族，孩子总要读大学吧，而且是读顶尖的好大学。

大学的4年时间，基本是平民精英、世家子弟产生交集的唯一窗口期。于是很多特别优秀的平民精英，在大学期间遇到同样优秀的世家子弟，两个人互相欣赏，毕业后结婚生子。

这个平民精英就算进入关系网了，从此打下毕生事业的基础。

看起来是癞蛤蟆吃到天鹅肉，对吧，但前提就是，这个平民精英真的特别优秀。

长得特别好看、知识特别丰富、能力特别强、情商特别高......这些都是优秀的能力，足以吸引对此感兴趣的异性。

《人民的名义》里的祁同伟说：“改变我命运的不是知识，而是权力。”

他错了。

如果没有知识，祁同伟根本没有机会认识高育良，更没有机会得到省级领导女儿梁璐的欣赏，他的惊天一跪又从何谈起？

表面上看知识没什么卵用，但知识可以把你送到改变命运的平台，这种改变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

归根到底，命运终究是知识改变的。

这里就要举一个例子。

教员。

我们的固定印象里，教员是龙傲天的现实版，刚出场就是满级号，在新手村就得到顶级装备，然后建功立业一生顺遂。

其实哪有这么简单。

教员家族是明朝洪武年间搬到湘潭韶山的，漫长的500年过去，家族也没什么起色，以种地和做工为生。

教员的爷爷是老实人，由于家境窘迫，还把祖传的土地卖出去一部分。

直到教员的父亲到湘军当兵，才算是增长了阅历见识，回到老家碾压没见过世面的睁眼瞎。

嗯，湘军能赚钱是公开的秘密。

他用当兵赚的钱买了22亩土地，然后又做稻谷和猪牛生意，把家业攒到3000块，而且他还发行了流通十里八乡的纸币。

正是有父亲的原始资本积累，教员才能到长沙读书，看准一个学校就交钱报名，报完名就不去了，紧接着又报了几个学校。

他求学花掉的报名费，加起来够普通人家生活多久？

这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啊。

虽然教员小时候和父亲关系不好，但没有父亲赚的钱，他就没有更上一层楼的机会，更没有机会到湖南一师见到杨昌济。

而见到杨昌济，才改变了他的命运。

杨昌济的祖上两代是太学生，典型的书香门第，和向氏家族世代联姻，属于板仓的小型望族。这里要划重点。

杨昌济长大后到英国和日本留学，追随谭嗣同参加戊戌变法，和章士钊交朋友，回国到湖南一师任教，随后到北京大学做教授。

当时，杨昌济是中国文化圈的名人，甚至是湖南文化圈的核心人物之一。

教员正是在湖南一师特别优秀，才得到杨昌济的赏识，并且得到杨开慧的芳心，从此由土财主的儿子，一跃得到湖南名人圈的门票。

他后来组织的各种学会、罢工、走访等活动，和杨昌济留下的人脉、声望没关系吗？

而这些活动正是后来那些事的基础，所以教员的崛起之路，要追溯到曾国藩的湘军，然后是平民精英的知识改变命运，最后才是在更高的平台上施展才华。

教员走过的路，不正是地域、传承、商业、知识、联姻的一条龙么。

哪有什么龙傲天。

其实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5

我们之前说的，属于家族崛起的普遍通道。

一般来说，按照这种路子走，做到中产阶级差不多了，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需要特殊机缘。

所谓特殊机缘，只能是时代变化。

如果没有太平天国起义，曾国藩的最大成就，大概率是二品京官，在满人横行的清朝，曾国藩是否做到总督都不一定，更不用说封侯。

左宗棠基本就是个乡间士绅。

可太平天国起义，暴露出八旗和绿营的无能，这才有清朝重用汉人地主的策略，曾国藩的湘军才有机会成立。

左宗棠、彭玉麟、李鸿章等人，无不是抓住太平天国的风口，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再往后说。

如果没有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教员的一腔文韬武略，又到何处施展？

香港富豪完全是自己努力的结果？屁嘞，要是没有香港的特殊地位，香港电影和房地产浪潮根本无从谈起，李嘉诚们到哪里赚钱去？

这些就是特殊机缘。

每次时代变化，都要淘汰一批旧势力，但总有一批不甘人下的牛人，抓住机缘成就一番事业。

而是否能够抓住机缘，完全要看过去几代人的积累程度。

有人说：“儿孙自有儿孙福。”

这句话没错，谁都管不了儿孙的事情，他们的福祸都是咎由自取，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

你不尽到自己的责任，就是把责任推到下一代，你一辈子没有完成的事情，孩子们就要重复你走过的路。

这个世界是接力赛，从来不是百米冲刺。

要是每代人都想着“儿孙自有儿孙福”，那么下一个时代变化到来，你的儿孙们还是抓不住机缘，还说什么改变命运呢。

抓住机缘能不能成功是一回事，能不能抓住又是另一回事。

有些人赶上时代变化，莫名其妙就成功了，回过头来再看还是一脸懵逼，不禁感慨：都是运气啊。

对，都是运气。

但好运气不会降临在每个人身上。

6

说了这么多，大家可能都绝望了，家族崛起这么艰难，普通人难道没机会了？

那倒也不是。

任何时代阶层都不是绝对固定的，个人和家族也是流动的，没有家族能永远站在舞台中心。

老话说富不过三代，实在是有道理的。

官员退休人走茶凉、学者去世后继无人、商人经历波折更是家常便饭，这些都可能是一个家族衰落的起点。

毕竟......能把家族发扬光大的都是牛人，子孙后代很难有他们的能力和机缘，想保持住家族地位是很难的，所以牛人的子孙后代，每代人都要比上一代降一级。

接替他们的，就是逐渐崛起的新家族。

最近几年网上有句话：“人家三代人的努力，凭什么输给你十年寒窗。”对于这句话怎么看，文章看到这里，恐怕你也有答案了。

从道德层面来说，这句话是反人类的，它触及到国人最大的希望：知识改变命运。

杨昌济个人资料 杨昌济病逝

从现实层面来说，这句话是成立的。

很多人觉得不公平，其实大可不必。

我们之前看到的火箭蹿升太多，于是提高了整个社会的阈值，以为火箭蹿升是常态，现在走到社会转型的十字路口，很多人还没有完全转过弯来。

慢慢的大家就会知道，上一代人走完三代人的路是非常态，按部就班用三代人走完之前一代人的路，才是常态。

游戏规则变了。

人永远不能改变社会，只能适应社会，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什么时代做什么事情。

因为这个世界从来没有绝对公平，只有相对公平，这是事实，我们无须讳言。

我们能做的，只有在相对公平里得到公平。

如果你非要说现在就没希望了，那当我什么都没说。

不过话说回来，家族是把双刃剑。

历朝历代想彻底抹平的，就是各种盘根错节的家族势力，每个平民精英的最大理想，却是用自己的努力成就一个辉煌的家族。

人人痛恨的黄四郎是家族势力，个人发达之后又必然会带起家族势力。

文章结尾，我不做任何主观评价，对于家族这件事情怎么看，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最后，祝即将高考和家里有考生的读者，金榜题名，前程无量。

毛泽东的两位父亲：毛顺生，杨昌济，7天之内相继去世

毛顺生原名毛贻昌，湖南湘潭人。

他的儿子就是赫赫有名的毛泽东毛主席。毛顺生自幼家贫，为了偿还债务他不得已去参军，从军时，毛顺生接触到了沿海一带的商品经济，爱琢磨的他从自己的所见所闻中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经商方略。

退伍归乡后，他先尝试了大米加工的生意，没想到很快就赚到了一大笔钱。他将赚来的钱拿出来加大了大米加工厂的规模，还购置了大量的良田，眼见着生意越做越大。

随着财富的不断积累，毛家成了当地富甲一方的小地主。

从军的经历让他见识到了战争的残酷，生逢乱世他希望可以凭借自己的财富来保得家人的一生平安。

他希望儿子毛泽东可以继承自己的衣钵，留在家乡发展实业经济。 然而从小志存高远的毛泽东却并不认同父亲的想法。

毛顺生是个土生土长的中国农民，受封建时期“君臣父子”思想的影响比较多，从小对毛泽东的管教非常严格。

从6岁起就要求他每天拔草放牛，每天忙得不得片刻闲暇，念书识字后还得帮助父亲记账。

一个小地主家的儿子居然每天跟长工吃住在一起，在当时那个阶层分明的 社会 是令人匪夷所思的。

毛顺生一生勤勉，所以最不能容忍孩子懒惰。每次一看到孩子在闲玩，就要严厉地批评。

父亲的种种专横行为让少年时期的毛泽东非常的不理解，因此跟父亲的关系一度非常紧张。从小因反对父亲的教育方式，毛泽东和他的两个弟弟没少挨板子。

幼年时，有一次在学堂里，因为与同学起了争执，毛泽东被老师用戒尺教训了一番。

放学回到家后，他把此事跟爸爸哭诉，本以为父亲会偏袒自己的儿子，为孩子讨个公道，却不料换来的却是父亲的一顿打骂。

毛泽东的心里实在是愤愤难平，当天夜里他便一声不吭地离家出走了。

整整三天，毛顺生把整个村子翻了个遍，却依旧没看到儿子的身影，一家人又气又急。第三天的晚上，终于在山沟深处找到了他。

这一次毛顺生没有抬手便打，而是心疼地说：

“你这孩子脾气也太大了，不就说了你几句嘛，你居然躲在外面整整三天，你让一家人都要急死了。你身上冷不冷，饿不饿，快跟爸回家去。

今后你要听话，不要再吓唬家里人了。”

说着他也顾不上山里的阵阵寒风，脱下了自己的外套披在了儿子的身上，一路背着他回了家。

到家后，母亲早已备好了热乎的饭菜。一家人看到他回来了，都忍不住默默地流泪。从那之后父亲就很少在责打他。

普天之下哪有不心疼自己孩子的父母，只是很多时候作为父亲的毛顺生，不知道要怎么与孩子沟通和交流。

1910年应毛泽东的苦苦哀求，父亲同意了让他去湖南湘乡县立东山小学读书，正是在这里毛主席受到了康有为等人的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开始思考如何救中国。

毛顺生没怎么念过书，可以说其实是大字不识几个。他实在是不理解儿子整天挂在嘴边的“自由”和“民主”是何物。

在毛泽东20岁那年，毛顺生给他安排了一桩婚事。

面对父亲包办的婚姻，毛泽东的内心十分反感，他从来没有承认过罗氏这个妻子，也不愿意与罗氏同居。父亲给他安排的上学、成家、立业，被他全盘否决了。自此父子二人便渐行渐远了。

1911年震古烁今的辛亥革命爆发了，为了实现自己心中的理想，毛泽东投笔从戎，加入了湖南新军。消息传到了家乡，父亲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在那样的乱世里，他更希望的是自己的孩子可以苟全性命于乱世。

少年便参军的他太了解战场上个人力量的微小。但是面对孩子一心希望拯救中国的热情时，他却不知道该如何规劝毛泽东。

该如何才能让孩子按照自己设想的路走呢？

一个男孩想要变成一个男人，都必须要翻越父亲这座大山。但是当他们真的翻越过去之后，再回头时却发现父亲已经垂垂老矣。

一个年迈的老者，满含着热泪，期盼着少年时就出外求学的孩子可以早日回家。 在毛顺生50岁大寿那天，终于等到孩子回家了。

此刻已经长大成人的毛泽东已经可以理解父亲当年的所作所为。他还特意出资给父亲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寿宴。父子俩的关系也不再像以前那样针尖对麦芒了。

庆寿结束后，毛泽东又要赶往长沙去求学，临走时毛顺生去送他。

一个回头，毛泽东看到平时不苟言笑，对自己异常严厉的父亲此刻居然泪流满面。不觉间他的心里五味杂陈，他突然快步地跑到父亲面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连磕了三个头。

起身后，他拥抱着略显佝偻的父亲， “孩子不孝，让您担心了。”

这一刻他终于与自己的父亲和解了。父亲因从小接受的教育与自己不同，所以总是会强行给自己安排自己根本不喜欢的事情。但是这又何尝不是父亲对自己深深的爱。

父亲就像一座大山，他希望自己可以承担所有的重责，让自己的孩子活得轻松安然。但是从小立志救国救民的毛泽东，却注定无法在父亲的树荫下，苟全性命于乱世。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1920年1月23日，毛顺生因急性伤寒病医治无效而逝世，享年50岁。 父亲去世时，因在外地从事革命活动毛泽东未能回家奔丧，连给父亲葬礼的挽联都是让别人题写的。这件事也成了这位伟人一生中永远的痛。

“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余光中的这首《乡愁》应该就是主席心中再也无法见到父亲的痛苦吧。

杨昌济又名杨怀中，湖南长沙人。

少年时期曾留学于日本和英国，是一位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的大学者。尤其是对西方的“民主”制度非常的推崇。曾支持过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康、梁失败后他又支持了陈独秀的《新青年》。

1954年，著名的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痛心疾首地写下了《告学生》一文，文中他号召广大青年学子要敢说敢做，要勇为天下先。就是在这样一位学识渊博、道德高尚的老师的悉心培养下才有了我们后来的国家领袖毛泽东。

两人的相识得从1913年说起，那一年毛泽东来到了湖南第一师范就读，在这里他有幸结识了影响自己一生的杨昌济老师。

杨昌济曾在日记里这样说： “毛泽东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

一直以来立志要栽大木拄长天的他，终于寻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栋梁。此后的数年里，毛泽东在他的影响下树立了奋斗、向上的积极观念，这也就是日后我们所说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1918年，杨昌济被调任到了北京大学，担任北大哲学系的教授。

来到北大就职后，他就建议蔡元培蔡公让他的学生毛泽东来北大图书馆工作。北大是《新青年》的大本营，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 当时的北大在广大学子的心中是一个学术和文化的圣地。

当得知自己可以去北大工作的时候，毛泽东喜出望外，连夜就收拾行囊赶赴北大。来到这里后他先后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等思想先进的仁人志士。年轻时期的毛泽东潇洒帅气又饱读诗书，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很快就喜欢上了他。

后来在老师的撮合下他们结为了夫妻。

杨昌济也就变成了毛主席的另外一位父亲。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更何况现在还是自己的岳父。毛主席与杨昌济的 情感 变得更加的深厚，自幼离开父亲，远赴他乡求学的他对这位“父亲”充满了感激。

回顾毛主席的思想，其中有很多的理论都能在杨昌济的思想中找到影子。

毛主席告诉我们“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其实就是杨昌济所崇尚的“知行合一”；“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跟杨昌济所提倡的乐观、向上有异曲同工之妙。

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于北京病逝，逝世前他仍不忘将毛泽东托付给好友章士钊 。

杨昌济个人资料 杨昌济病逝

在给好友的信中他是这样评价毛主席的 “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救国者必是毛泽东，这句话的分量不可谓不重。 他对毛主席的看重由此可见一斑。老人病逝后，作为女婿的毛泽东出席了老人的葬礼。

从小与父亲不和的毛泽东，在这短短的7天内一下子失去了两位父亲。此等打击实在是令人心痛。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面对此时已经伤痕累累的旧中国，毛泽东无法将自己置于这丧父的悲痛中来，他只得强忍悲痛，寄心于革命。为了救万民于水火而舍小家为大家。

新中国的成立毛主席功不可没，在毛主席成长的道路上，两位“父亲”也留下了自己深深的印记。正是在他们思想和行为的影响下，才有了我们的伟人毛主席。

毛泽东小时候有多聪明，恩师回忆一件事说明：三岁看小，七岁看老-

1951年，新中国成立两周年之际，李讷拿着一份满意的考试卷子给父亲看，正在批阅文件的毛泽东拿着女儿的卷子开心地点着头。

“我的大娃娃可真聪明。”毛泽东把李讷抱在怀里，一个劲地点着头。李讷说：“爸爸，那你小时候有没有我聪明？”毛泽东一听哈哈大笑：“爸爸小时候可不敢和你比啊，你可以迎接新中国，我小时候都不知道国家是什么，就知道玩，淘气的不成样子。”

恰巧恩师毛宇居来到北京，作为毛泽东童年时期的老师，他对毛泽东的印象可谓记忆犹新。毛宇居逗李讷说： “你爸爸小时候，可聪明了。” 正所谓，三岁看小，七岁看老，尽管毛泽东是谦虚至极，但他小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天赋却是实实在在的。

和韶山冲有一山之隔的唐家坨，是毛泽东外祖母家居住的地方，毛泽东的幼年时光主要就是在这里度过。从2岁到8岁，毛泽东多数时间都住在外婆家里。

但外婆家务繁忙，就让他的表哥文运昌和文南松带他去周边的私塾玩耍，虽然此时的毛泽东年纪尚小，但在文运昌的记忆中，毛泽东可以坐下来有模有样地学着听课和读书，这在同龄孩子眼中，是极其了不起的。

在没有进入私塾读书前，毛泽东就这样非正式地接受了“学前教育”，他所旁听的东西和日后在私塾里学到的是一致的，因此，毛泽东幼年便表现出了惊人的记忆力，当父亲毛顺生把他从外婆家里接回来的时候，着实吃了一惊。

1902年，毛顺生把8周岁的毛泽东从外婆家里接回来，送到了那离家不远的南岸私塾读书，这是一栋祠堂的古建筑，本来是韶山的“邹氏祠堂”，后来兴办学校的时候，便建成了学校，算是韶山最气派的学堂了。

入学前一天，毛顺生把家里的钱都拿出来，让毛泽东打算盘，毛泽东说：“一共是两千八百九十七文钱。”毛顺生笑着说： “三伢子，这钱可以合一两银子了，整个韶山可以拿出一两银子送孩子去读书的人家不多，你清楚了吗？”

之所以叫毛泽东三伢子，是因为在毛泽东前面，还有两个哥哥，但是没有长大就夭折了，毛泽东排行老三，所以叫三伢子。那为什么要加个“石”字呢，据毛泽东自己说，因为外婆看到当地有个石观音，希望自己很坚强，所以就加了个“石”字。

南岸私塾里，他的启蒙老师叫邹春培，上学第一天，老师带着毛泽东举行“蒙童开笔”仪式，神龛上写着“天地人君师”，毛泽东不理解便问：“拜天拜地拜父母我都知道，可是这个‘君’是什么东西。”

邹春培一听，吓得一哆嗦，赶紧嘘嘘地说： “伢子，这可不是东西，天下之大，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就是皇上，我大中华皇上最大，四海内外，都要跪拜皇上的，你懂了吗？”

“不懂”毛泽东摇摇头说，不懂就是不懂。邹春培一看，心想这孩子估计废了，啥也不懂。但事实上，和毛泽东同班的孩子全都不懂，只是没有一个人敢大胆地提出来。

毛泽东对神龛并不陌生，八舅父开设的私塾里就有这样的神龛，文运昌带他去玩的时候还对神龛行礼，当时毛泽东就不太懂。但是接下来发生的时候，真是让老师邹春培哭笑不得。

在南岸私塾，毛泽东首先要学的就是《三字经》《百家姓》，然后学《论语》等经典，但毛泽东此前早就读过了这些书，在毛泽东眼里，这些都再简单不过了。有一次邹春培外出回来，发现班里一半的学生都不见了，一时间慌了神。

原来，毛泽东带着同学们去池塘游泳去了，邹春培十分生气，等毛泽东回来，便质问他：“谁干的！”毛泽东说：“带头让同学们去游泳的不是我，而是孔子。”邹春培一听严肃地说：“孔子是一代文圣，怎么会让你去游泳呢。”

随后，毛泽东打开《论语》翻到《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章，递到邹春培面前说：“先生你看，孔夫子是不是说可以游泳？”

邹春培一看，气得说不出话来，但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样合理又充满趣味的解释居然出自一个孩子之口，即便是大人也不可能做出这样的解释。这充分显示了毛泽东的读书能力。

邹春培管不住毛泽东也不服输，便给毛泽东出难题说：“三伢子，我听说你很聪明，那老师就出个对子，你要是对上来，我就当你没淘气，敢不敢？”毛泽东欣然接受。

老师说：“世上万般皆下品。”毛泽东回答：“思量唯有读书高。”邹春培再说：“濯足。”毛泽东快速说道：“修身。”几个回合下来，毛泽东丝毫不输，一连几次，邹春培都没有办法，便找到毛顺生无奈地说：“你家孩子我管不住，学问比我高，另请高明吧。”

毛顺生这才得知，原来同学们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省先生”。意思就是毛泽东在班里学习太省事，因为他天资聪慧，不仅学习好，老师都管不住。无奈之下，毛顺生带着毛泽东一连去了好几个私塾，都把老师气个半死。

实际上，这时候自隋唐以来习惯接受的“学而优则仕”的科举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了，毛泽东的这个绰号 “省先生 ”就足以说明，毛泽东已经在新式教育环境中崭露头角。

父亲毛顺生对毛泽东寄予厚望，在毛顺生眼里，毛泽东虽然调皮捣蛋，但好好管教还是可以的，所以打算让毛泽东学几年书，回来继承家里的家产。

1906年秋，毛泽东转学到离家不远的井湾里私塾读书，他在这里的老师叫毛宇居，算起来还是毛泽东的亲戚，正巧有一日，毛宇居也出门办事，临走的时候嘱咐大家规规矩矩地背书，不准乱跑。

殊不知，等到毛宇居回来，发现毛泽东“不见了”。原来，天性好动的毛泽东实在坐不住，便带着几个同学到小山上玩了，一边摘果子一边背书，其乐融融。当毛宇居发现这件事后，大发雷霆，甚至扬言说： 毛泽东大逆不道！

要知道，此时大清王朝还存在，清朝光绪皇帝还在执政，几千年的封建礼教制度和传统的“尊师重道”的思想根深蒂固，10岁出头的毛泽东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在众多长辈的眼中，最起码是“大不敬”了。

但毛泽东回来说：“我在山上可以背书背得更快。”毛泽东还带回来了很多果子，让毛宇居吃。毛宇居是韶山赫赫有名的老师，怎么会忍得了这样的学生，便故意刁难毛泽东说：“都说你很聪明，那老师今天就给你出个题，如果你可以答上来，我就既往不咎，如果答不上来，你就要挨板子了。”

毛泽东欣然答应了。随后，毛宇居把毛泽东和同学们都带到了院子里，然后四下看了看说：“我要你赞井。”毛宇居威胁地说：“你要是答得不好，就等着挨板子吧。”

毛泽东在院子里转了转，看着这一口井，想了一会儿说道：

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

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

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

尽管这首诗读起来显得稚嫩一些，但是却表现了毛泽东小时候超高的文学才气，他说的“小鱼”不正是学生吗，被困在“教室”里，永远也不会长大，心灵也不会真正成熟。

当毛宇居听完这首诗歌，大吃一惊。虽然嘴上表示不服气，但是心里还是暗暗地佩服毛泽东的才思敏捷和处变不惊，不要说在同龄孩子中，很少有人可以做出这样的诗，就算是大人，也不一定可以做出如此漂亮的诗。

1951年9月，毛宇居被毛泽东邀请到北京做客，时隔多年，毛泽东再次见到恩师，热泪盈眶，当年的一幕幕仍在脑海停留。毛宇居说：“润之小时候就聪明无比啊，我感受极深。”毛泽东则笑着感谢：“多亏当时您没让我挨板子呀。”

毛宇居回忆，毛泽东当时虽然只有十几岁，但是已经擅长写诗和练习书法，在他教学期间，毛泽东早就熟读了古典名著《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在同龄人孩子中，很少有人可以读懂这些书。

在恩师毛宇居心里，三岁看小，七岁看老，毛主席可以成为一国领袖，也是情理之中。尽管这有点拍马屁，但毛泽东小时候做表现出来的睿智和才华，以及处变不惊，才思敏捷的天赋是实实在在的，直到日后他的思想彻底被打开。

毛泽东从私塾毕业后，按照父亲毛顺生的安排，他将会帮助父亲管理这个家，然后学着做生意，以后当一个和毛顺生一样贩米的生意人，毛泽东按照父亲的嘱咐，在米店当起了学徒。

那些时日，毛泽东的母亲生了一场大病，高烧不退，卧床不起。按照父亲的嘱咐，毛泽东到衡山寺庙给母亲求香灰治病。回到家的时候，正好看到文运昌来看望母亲。

毛顺生说，你表哥带回来的药丸子很管用，你娘吃了没几个，就快好了。毛泽东从来没有见过西药，便问表哥。文运昌告诉毛泽东，你从寺庙求来的香灰是封建迷信，这都什么年代了，还信这个。然后当着毛泽东的面，把香灰全部散了。

文运昌早年毕业于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和湘乡县立师范学校，是毛泽东当时湘乡亲戚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人，毛泽东小时候一直在外婆家里居住，文运昌知道毛泽东天资聪慧，如果做一辈子小贩，算是埋没了。

所以文运昌告诉毛泽东，你现在之所以不懂这些，是因为没有走出去，不要说省城，就算是县城也没有去过，然后给了毛泽东一本《盛世危言》，毛泽东天生好学，看到表哥所讲述的新式学堂，十分心动，便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

眼看着辛辛苦苦计划好的家产没有了继承人，毛顺生说什么都不愿意，最后文运昌向姑父毛顺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润之是个聪明爱学的人，难道您不想让他出人头地吗？”他表示，愿意资助毛泽东上学。

毛泽东知道父亲的如意算盘，便在深夜不辞而别，告别了父亲，前往东山学堂读书，临走的时候写了一首诗表达了自己的意志，他把这首诗夹在了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

实际上，宋代诗人陆游在《醉中出西门偶书》中就有这样两句：“青山是处可埋骨，白发向人羞折腰。”还有汉代曾辅佐刘秀打天下的重臣马援也曾说过类似的话。

公元44年秋，马援率领军队凯旋而归，好友孟冀向他祝贺，劝他征战归来一路辛苦，在家好好休养。马援说：“男人应当死于边野，让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于儿女手中耶？”意思就是，现在匈奴还在骚扰边疆，男子汉大丈夫，要死也应该死在沙场上，用马革裹着尸体埋在沙场上才像个样，怎么能待着家里和妻儿过安生日子。

毛泽东自小就博览群书，已经成年的毛泽东也一定知道陆游的名句和马援的故事，所以这首诗正是毛泽东以诗明志的代表作之一。

1910年前后，毛泽东正式在东山学堂读书，他在这里学习到了他从来没有了解过的东西，他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了英语，还认识了萧子升等人，在东山学堂学习几年后，毛泽东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湖南省第一中学。

从此，毛泽东一路高歌，从中学又考到了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也就是在这里，他遇到了自己的贵人，也就是发现他才华的导师杨昌济。杨昌济早年曾留学海外，和李大钊陈独秀等人颇为熟悉，思想也非常开明。

正在他无力改变中国的时候，他遇到了毛泽东。此时的国家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纵然手中拿着一支铿锵有力的笔，但面对自己国家的问题，仍然没有方向，毛泽东上杨昌济第一堂课的时候，杨昌济就惊讶地发现，毛泽东的思想和其他同学完全不同。

杨昌济问：“同学们为什么要来这里读师范？”他得到的回答无非就是：“想当个老师，想多挣点钱。”现实又实际，没有什么对与错，但毛泽东却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想试试。”

这句看似有点可笑的话却让杨昌济眼前一亮，杨昌济问：“润之，你为什么这么说。”毛泽东说：“我也不知道我做什么会改变这个国家，以前我当了半年兵，觉得还应该学习，所以就报考了很多学校，我考过律师，考过医生，还考过一个肥皂师。”

杨昌济问：“什么是肥皂师？”毛泽东说：“我从招生广告上看到，说外国人认为中国人不讲卫生，学习制造肥皂是一件好事，我觉得很有道理，便去考了。”

毛泽东说完，同学们哄堂大笑，但杨昌济的心中却看到了一丝光亮，他认为眼前这个年轻人日后绝对不简单。当然，杨昌济想要以一己之力改变国家现状自然是不可能，但可以培养毛泽东。

此后，杨昌济对毛泽东刮目相看，并多次邀请毛泽东到自己家中交谈，在毛泽东求学期间，杨昌济曾对毛泽东说了这样一番话：润之，你应该知道了，现在国家缺的不是一个律师，不是一个医生，更不是一个老师，那么，到底缺什么呢？

这个触及灵魂的问题让毛泽东记忆深刻，在毕业之际，同学们都蜂拥地想要去国外留学，毛泽东自然也想出国留学，但他综合考虑了杨昌济的意见，杨昌济说，外国的知识无非就那么些，在国内仍然可以 探索 。

最后毛泽东做了决定，一部分同学出国留学，一部分留下来 探索 自己国家的问题，而他选择留下来。在杨昌济的推荐下，毛泽东来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打工，也就是在这里，他遇到了对他人生有重大帮助的老师， 李大钊，陈独秀。

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帮助和辅导下，毛泽东从一个大学生真正地走向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最后义无反顾地走向了轰轰烈烈的革命道路，最后他改变了中国，带领千军万马披荆斩棘，走向了胜利。

1920年杨昌济病逝，在他生前给好友章士钊的信里说： “吾郑重语君，海内奇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言外之意就是，想要救国，请重视并保护好这二人。 “二子”其一便是毛泽东。

张干：曾经要开除毛泽东学籍，建国后被邀请进京，登上天安门城楼

张干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学习期间的校长，因为1915年学校的“驱张运动”，毛泽东差点被张干开除学籍。

湖南第一师范是一代伟人毛泽东的母校，1913年春至1918年夏，在此学习。这里为他以后打下了深厚的学问基础，他的思想也在这个时期开始逐步成熟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回忆说：“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外国留过学，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下了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影响他最深的是两位老师，杨昌济和徐特立。杨昌济是个思想很进步的老师，鼓励学生要不断地 探索 救国救民的真理，做有益于 社会 的人。在杨昌济的鼓励和支持下，毛泽东不断地阅读进步思想，逐步走上了追求救国真理的职业革命家道路。杨昌济被调到北京大学任教后，毛泽东也到北大做了一名图书管理员。而且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成了毛泽东的结发夫妻，后来被反动军阀杀害。

在湖南一师，徐特立也是对毛泽东影响很深的一位老师。徐特立倡导“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学习方法，毛泽东对此十分推崇。深受徐特立影响的毛泽东养成了读书必须写笔记的习惯。他在湖南师范读书时写下的笔记很多，有听课的、有自学的、有摘抄的以及随感和日记。徐特立不但是毛泽东的老师，后来还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了延安，被尊为“延安五老”之一。

在湖南第一师范，毛泽东除了遇到良师，也遇到了准备将他开除学籍的校长张干。张干于1914年任湖南一师校长。

杨昌济个人资料 杨昌济病逝

1915年，湖南省颁布新规定，每个学生须交纳10元学杂费。张干作为校长，必须要执行。这遭到了大多数家庭贫困学生的反对。学生们纷纷举行罢课，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张干当即决定，要挂牌开除包括毛泽东在内的17名带头“闹事”的学生。最后在杨昌济先生等老师的据理力争下，迫使校长张干收回成命。但是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张干的校长也没能干下去，后来离开了一师。

建国后，毛泽东得知张干一直在教书，感慨地说：“张干这个人，很有能力，三十几岁就当第一师范校长，不简单。原先我不高兴他，估计他一定会向上爬的。他要爬上去是容易的。结果他没有向上爬，算他有操守。他坚持以教书为生，解放前吃粉笔灰，解放后还吃粉笔灰，难能可贵。”对于当初的“驱张运动”，毛泽东也说：“现在看来，那时赶走张干没有多大必要，每个师范生交10元学杂费的事，也不能归罪于他。至于多读半年书，有什么不好呢？”后来，毛泽东知道张干生活困难，先后两次给张干一家送去1200斤救济米和生活费。 　

1951年秋，毛泽东邀请张干进京。吃饭的时候，毛泽东恭谨谦和，定要张干坐上席，自己坐下席，并叫来女儿李敏、李讷，诙谐地说：“我的老师，你们要喊太老师。”张干在北京住了近两个月，国庆节被毛泽东邀请登上了观礼台，游览了京津名胜古迹，乘坐飞机鸟瞰了长城风光，还被安排全面检查了身体。

毛泽东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很深的一个人，对于每一个曾经的老师，他一生都毕恭毕敬。1937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祝贺徐特立60寿辰时深情地写道：“你是我20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建国后在开会的时候，他亲自为徐特立端杯、泡茶、倒水。就是要开除他的校长张干，建国后身为一国领袖，仍然恭谨谦和，还照顾他的生活，特意邀请到北京。“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毛泽东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给整个 社会 做了示范，一个人不管有多高的职位，不管身在何处，都要饮水思源，必须要尊重自己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