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必要性)

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必要性)

如何推进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建设（二）

黄力之在《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现实性问题》一文中,首先考察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呈现出的复杂性的存在状态，认为从形式上看，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法律地位是确定无疑的，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地位并非是无差别的。一般地说，改革开放以前地位比较稳固，而在改革开放以后地位发生过动摇；尽管党和政府坚持马克思主义，但在一些非主流媒体以及在相当一些大学的人文学科专业课堂上，伴随着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认同，马克思主义不断受到批判和诋毁，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进攻和挑战；在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与信仰领域，自实行市场经济以来，以消费主义为特征的物欲主义大行其道，商品化倾向渗透到一切领域，马克思主义为内核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处于普遍失落的状态；近几年出现的以“新左派”为典型代表的思潮，他们以马克思主义为追求目标，运用马克思主义话语分析当代问题，但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与国家意识形态有距离。面对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在当下中国的复杂状态，有效地坚持而不是形式地坚持马克思主义，除了从方针政策的角度需要加强和改进外，非常重要的是必须使越来越多的人在感性层面上觉得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生活之间不存在不一致的现象，必须积极主动地消灭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生活之间存在的不一致之处。其思路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形而上真理性及其所体现的崇高性、理想性与现实的方针政策相对剥离开来，通过减少不一致达到消灭不一致。此外，必须在求真务实地学习、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这一方面下功夫，要有新思路：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中国的必要性立场――马克思主义具有终极的信仰性质；应当更加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著的学习；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面，也要进行反思和创新，一方面，作为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坚持，在法律上规定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另一方面要真正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西方及中国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进行充分说理的批评和斗争。 李美玲在《试比较政党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一文中，通过比较政党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区别与联系，认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的根源在于：意识形态所表达的实质关系是利益关系，党的利益和人民利益具有一致性。从这种一致性出发，并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国家中的地位有着极大的特殊性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对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极大挑战，她认为，迫切需要党的意识形态的现代转型来推进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建设。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的唯一政党，充当着人民的利益表达的主渠道。党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中要保持自己的主导地位，就必须对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进行有效的整合和表达，实现政党意识形态和人民意志的契合。而党的意识形态的现代转型，则要着重解决转型的模式（突变还是渐进的）、转型的目标（应该坚持哪些，应该抛弃哪些），以及如何对待党的基本价值观的问题。 魏则胜在《二十一世纪我国意识形态的文化回应》一文中，从国家意识形态应该具备的普适性、现代性、科学性与先进性、包容性特征出发，提出中国创建国家意识形态的主要途径是：第一，调整意识形态的认知与价值结构，由突显政治性的阶级意识形态转向普适性国家意识形态；第二，推动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主流文化的融合，使意识形态转化为社会主流文化内在因素的一部分。主流文化获得广泛社会认同的过程就是国家意识形态内化为个体社会意识的过程。袁三标在《从话语权视角看国家意识形态的现代性转化》一文中，对我国现代化国家意识形态创建的路径，提出以下看法：一是整合传统意识形态资源，更新传统意识形态的简单化与片面化的话语表达方式，由立足于阶级冲突、社会革命与制度对抗的阶级意识形态转向具备合理性与合法性现代内核的国家意识形态；二是推动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主流文化的融合。如建设“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既显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威力和话语优势，又能赢得现代民众最为广泛的认同；三是借鉴、汲取和提炼能够体现时代要求，反映时代呼声的诸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谐”、“自由”等核心价值理念，在实践中不断开拓新的意识形态资源。 郭沂在《国家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体价值相辅相成――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再思考》一文中，认为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民族主体价值的儒学共同构成为中国现代社会相辅相成的基本价值体系。他指出，现代社会基本价值体系二元化即现代价值与传统价值，或者说普世价值与民族价值二元并行，是一个世界性的潮流和趋势。现代价值和普世价值，是指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形成的，最能体现现代性的，并为现代人们所广泛接受的价值观，因此也可以称之为现代主流价值，它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程度上表现为国家意识形态。传统价值或民族价值，指进入现代社会之前，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最能体现民族意识的，并为民族成员所广泛认同的价值观，因此也可以称之为民族主体价值。中国传统的民族主体价值，表现为古代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国教――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二是官学――作为一种学术思想又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学。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国家意识形态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国教时代、学教合一时代、学主教辅时代。这与其他文明以宗教为民族主体价值有着明显的不同。进入20世纪，依附于皇权政体的学主教辅的国家意识形态由于皇权政体的覆灭而随之解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被理所当然地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但在极左思潮的支配下，人们将现代化与传统对立起来，将马克思主义同传统文化对立起来，儒学被当做封建主义的总代表受到空前摧残，同时又试图以国家意识形态来消灭和取代民族主体价值，致使民族主体价值在现代社会完全缺位，造成了文化创新危机、民族认同危机、社会道德危机等极其严重的后果。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中国现代化的纵深推进，根据现代社会基本价值体系二元化的世界潮流，中国现阶段亟需确立基本价值体系，它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国家意识形态，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二是民族主体价值，即经过改革的儒学和传统主体宗教。前者是治国方针，决定着国家的政治体制，制约着国家发展的方针政策，更多地出于现实的需要；后者是民族灵魂，规范着伦理道德，护持着风俗习惯，支撑着精神信仰，维系着民族认同，更多地出于历史的延续。国家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体价值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它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任剑涛在《核心价值理念凝聚全民共识》一文中，集中探讨了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中的核心价值理念的建设。他认为，现代国家核心价值理念是一个国家解决最为紧要的“国家认同”问题的关键，支撑着现代国家大厦。他通过介绍美国、北欧和新加坡在建立核心价值理念方面的不同历史经验，指出中国核心价值理念建设，从理念层面来看，必须保持其普世性，注重普适性。国家核心价值理念，绝对不能简单地处理为一个国家特殊主义、历史主义的东西。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国家价值理念必须建立在人类基本价值理念的基础上面。这就注定了国家核心价值理念必须是对于普世价值观念――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的国家回应。从制度层面来看，必须保持其权威性的特点，并重视维持核心价值理念制度安排的连续性。农华西等著的《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一书集中探讨了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关系。他们认为，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中国化，就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对意识形态进行整合，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条基本路径。他们指出，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在意识形态领域最显著的变化就是由于利益的分化，出现了多种社会意识，新的形势要求我们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进行意识形态整合。 黄力之、李美玲的看法可以概括为“完善论”。毫无疑问，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就是中国国家意识形态，或者说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和主体，两者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是中国的政治现实。从这一前提出发，黄力之较多地注意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复杂状态，提出对马克思主义从内部加以完善或转变，这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形而上真理性及其所体现的崇高性、理想性与现实的方针政策相对剥离开来，通过减少与现实生活的不一致达到消灭不一致。李美玲认为，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党的指导思想在社会中继续保持主导地位，就必须对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进行有效的整合和表达，需要通过党的意识形态的现代转型来推进国家意识形态的建设，着重解决转型的模式（突变还是渐进的）、转型的目标（应该坚持哪些，应该抛弃哪些），以及如何对待党的基本价值观等问题。 魏则胜、袁三标、任剑涛、郭沂等人的看法虽然不尽一致，但总的可以概括为“建构论”。相比较而言，魏则胜、袁三标更倾向于进行内部的建构，提出由立足于阶级冲突、社会革命与制度对抗的政治性的阶级意识形态转向具备合理性与合法性现代内核的普适性的国家意识形态。任剑涛通过考察美国、北欧国家和新加坡在建立核心价值理念方面的不同历史经验，认为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建设是具有权威性、灵活性和非政治性的核心价值理念的重新建构。郭沂从现代社会基本价值体系二元化即现代价值与传统价值，或者说普世价值与民族价值二元并行这样一个世界性的潮流和趋势出发，认为中国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体系是一个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民族主体价值的儒学共同构成的并且是相辅相成的复合结构的建构，不管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还是作为民族主体价值的儒学，都面临着顺应时代的潮流，建构当代理论形态的新任务。农华西等人的看法可以称之为“整合论”。他们认为，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中国主流的意识形态，而其建设的基本路径是在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对多种社会意识进行有效的意识形态整合。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个方面的具体内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本身就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价值和民族价值、时代价值的整合。 对上述三种看法的具体评判，本文不作专门的论述，需要另外的文章进行深入的探讨。这里只想指出，在如何推进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问题上，从以上引述来看，“完善论”、“建构论”和“整合论”都有一些相似的看法，如国家意识形态应该吸纳、整合社会意识，但又有着明显的不同，这种不同不仅表现为对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方式的看法有异，而且也反映出对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解上的不一，其关键之处仍然在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与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关系――两者是一致的因而基本上等同还是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又有着相当的不同？可以肯定的是，“完善论”和“整合论”主张前一种看法，“建构论”主张后一种看法；“完善论”和“整合论”更具有显而易见的现实性，而“建构论”则有着更多的理想性与超越性。（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流动站）

加强社会主什么的建设？

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

宣传思想工作的理论基础、实践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得到全面加强，意识形态领域一度出现的被动局面得到了根本性扭转。同时应看到，意识形态领域仍不平静，斗争和较量仍十分尖锐。

以推动宣传思想工作强起来为主干，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任务十分艰巨。为此，必须着力在强化根基上下功夫，深入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基础性建设。

扩展资料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也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来抓，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道德滋养。

参考资料来源：求是网-深入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基础性建设

六个一的内容是什么？

1、一面伟大旗帜：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2、一个价值引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一个文化根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4、一项战略任务：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5、一条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6、一个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扩展资料

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文化思路的“六个一”是一个相互联系、内在统一有机整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这个“大思路”的主题灵魂。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它的深厚根基，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其战略重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其内在保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其发展目标。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习近平文化建设的“六个一”

如何加强意识形势建设的方法

目前，中国学者已经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方法和途径，为继续深化研究提供了良好借鉴。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需要我国在不断的发展中，不仅为马克思主义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更要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好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主体地位。”

(一)要从根本上确立意识形态安全的国家战略和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问题的基本原则

1.必须确立意识形态安全的国家战略。党中央几代领导集体都有关于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考量，在实践中也有大量的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机构和平台，这为明确制定意识形态安全的国家战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30)，意识形态安全战略是社会主义国家安全战略之魂。制定意识形态安全的国家战略，有利于形成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综合配套的一体化战略格局。整合党政机关、新闻媒体、高等学校、科研院所、艺术院团等等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资源，进行意识形态安全的整体战略布局和战略安排，培育一支宏大的高水平的干部队伍和理论队伍，发展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策略文化智库，打造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策略平台，提升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战术，对意识形态危机进行战略管控，构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策略体系等等，应当成为当前和今后我们国家更加成熟地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性选择。

2.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唯物主义原则。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有产生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因此，要在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包括坚持公有制主体、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只有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能脱离经济建设去抓意识形态工作，意识形态要围绕这个中心、指导这个中心。

3.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辩证法原则。马克思主义在确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前提下，承认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具有内在规律和作用机理。一方面，意识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先进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落后的或反动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发展具有阻滞作用。另一方面，意识形态与社会发展具有不同步性，即有时落后于社会发展，这时表现为旧的意识形态不会立即让位于新的意识形态；有时又超前于社会存在，这时表现为先进的意识形态对社会的导向与引领。意识形态建设不是“软任务”而是“软实力”，要强化而不能弱化，必须用先进的意识形态引领社会发展。

4.坚持实事求是原则。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性是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推进意识形态科学化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在思想路线上坚持实事求是能够确保主流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和创新性。在反对倾向性斗争时坚持实事求是，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33)，可以避免阶级斗争扩大化或放弃阶级分析方法的错误，避免落入西方的“思想陷阱”，有助于划清学术争鸣与政治斗争的界限。否则，意识形态建设不仅会偏离科学理性，而且会导致思想混乱。

(二)影响意识形态安全的问题首先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加以解决

制约意识形态安全的因素尽管很多，但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首先要在意识形态领域解决问题，决不能放弃对意识形态主战场、主阵地的占领，而必须持之以恒地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立论、驳论、攻辩、创新和引领工作。

1.持之以恒地推进意识形态立论工作。在多元中立主导、多样中谋共识，牢固确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加强理论创新与理论宣传，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立论工作，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应对挑战的需要。苏东剧变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本原因，就是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处理“一元化”与“多样化”这对矛盾时犯了错误。在任何社会里，社会意识可以多样化，这是社会意识充满活力的表现，但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只能“一元化”。西方坚持鼓吹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与“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34)这迫切需要我们响亮地唱“对台戏”。这台大戏就是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坚持落实科学社会主义原则，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要克服学术理论上的西化倾向，仅从政治上给予批判是不够的，还需要有针对性地从学术理论上加强对重大现实问题、前沿理论问题、特别是观点主张存在尖锐分歧和对立的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形成真正科学的、有充分说明力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35)。发挥主流媒体的骨干作用，坚持重在建设，坚持正面教育为主，同时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不断扩大正确思想和正能量的影响力。立论的方式方法应该是多种多样的，要把隐性立论与显性立论有机地、巧妙地结合起来。可以靠依法立论、科学立论、民主立论，也可以靠吸引力立论、思想解放立论。该放开的放开，该唱响的唱响，该批评的批评。通过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大众文化、新闻传播来驾驭引导社会思潮，会收到更好的立论效果。

2.持之以恒地推进意识形态驳论工作。不破不立，驳论是为立论服务的。社会转型期必然也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活跃期和问题突发期，更需要揭露和批判与马克思主义“争天下”的各类思潮。“邓小平‘不搞争论’的思想，是指在国与国之间、党与党之间不搞无谓的意识形态争论，要努力向前看”；“是指确定了的政治路线不要争论”；“对那些要试验的问题不要搞争论，但头脑要保持清醒”；“而对那些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必须争论，要时时刻刻与这些思想作斗争，澄清是非”；“对于改革开放的方向一定要争论，防止错误的思想把我国改革引向邪路。”(36)不论是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还是趋同论、普世价值论等等，“万变不离其宗，其矛头都是指向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都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这种斗争的实质是中国应该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化的原则问题”。(37)揭露和批判错误思潮，是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任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提高公民科学文化素质和政治鉴别力的重大举措，是调节社会矛盾防范社会动乱的稳定剂。当然，在驳论的时候，也要指出某些思潮中可以批判借鉴为我所用的内容。

3.持之以恒地推进意识形态攻辩工作。“进攻是最好的防御”这句军事安全名言，一定意义上也适用于意识形态安全。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打的主要是防御战，这与中国奉行的维护社会主义国家安全的防御型国防战略有关。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在防御中有反击，但是反攻和进攻还显得不足。我们不主动挑起意识形态的大论战，但是不能不认真应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挑战，因此在战略战术上应该抓住一些重大问题，比如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等等，通过创设议题进行学术探讨，摆事实、讲道理，持之以恒地打造常态化的攻辩平台，主动发出中国的理性之声。

4.持之以恒地推进意识形态创新工作。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避免思想危机的有力杠杆。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曾经对于苏联晚期的社会认知状况有过一个重要判断：我们不了解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后来这种状况恶化了：不了解变成了无知，接下来则转化成敌意，在一部分精英中甚至达到了偏执的程度。苏联共产党没有能够在工业化、城市化以及时代更替的过程中为巩固苏联社会、保持政治体系的领导权而建立一个新的思想基础。新一代的领导集体在马克思主义现有理论中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对策，可那里根本就不可能有现成答案。这在党的知识分子当中引起了思想危机(38)。反观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我们党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以其实践成果，不仅在国际社会中赢得了话语权，而且提升了应对各类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挑战的思想力量。

5.持之以恒地推进意识形态引领工作。“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跟进一步，理论宣传就应深入一步。”(39)引领就是掌握领导权。首先，是立场引领和方向引领，即在立场和方向上保持稳定，不摇摆。做好新形势下的理论宣传工作，最根本、最核心的，就是要牢牢把握正确方向，毫不动摇地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和“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针，更好地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统一思想，坚定人们的共同理想追求，最大限度地把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和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其次，要做到善于引领，处理好多重辩证关系：警惕右与防止“左”、意识形态一元主导和文化多样发展、意识形态与经济建设、意识形态与对外开放、科学意识形态与非科学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关系等等。比如，对“普世价值”鼓吹者推销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否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政治企图，我们要旗帜鲜明地抵制反对，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们究竟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方向问题。对属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生存延续以及不具有阶级性、政治性的人际关系，我们应实事求是地承认，在这些领域客观存在某些由人类生理属性和自然进化规律决定的人类共同需要，以及由此形成的相同或相通的规则(40)。在此基础上，实现科学引领。

(三)为主流意识形态构筑先进而强大的社会主义“社会存在”

在意识形态主战场主阵地着力进行维护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顶层设计、顶层竞争的同时，一刻也不能忽视为主流意识形态构筑强大的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基础性工作，要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切实把中国意识形态安全建立在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基础之上。

1.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夯实意识形态安全的经济基础。要维护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基础性的工作是大力解放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生产力。邓小平曾鲜明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41)这就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积极稳妥地坚持对中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确保改革和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从而为中国意识形态安全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夯实意识形态安全的社会基础和民心基础。中国自古就有“民亦载舟、民亦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等等政治古训。当代中国的发展建设，必须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我们在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真正实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真正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不但是实现我国社会稳定发展的需要，而且是夯实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社会基础和民心基础的重大举措。

3.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筑牢意识形态安全的政治基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主要是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基层民主制度。实现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安全关键在党，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中国如果出事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必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建设，建构意识形态安全的坚强领导核心；坚持党管意识形态，巩固党对意识形态的直接领导权；惩治腐败，加强党的廉政建设；巩固党对国家政权和军队的掌控，全面巩固和加强党的执政地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证我国全体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要更好地落实宪法规定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各项职权，保证其依法充分履行各项职能；要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牢牢把握人民政协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积极开展政治协商，完善民主监督机制，提高参政议政实效，充分发挥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的重要作用，带领社会各阶层同心、同向、同行；基层民主是人民群众实行直接民主，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增强民主意识，提高民主素质和能力的广泛实践，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生动而又直接的基础性工程，要坚决的推进，落到实处。

4.发展和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增强国际传播能力，把意识形态安全建立在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多彩健康的大众文化基础之上。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血脉、纽带和家园，是软实力的源泉。胡锦涛明确要求：“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自觉把文化繁荣发展作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重要内容，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基本要求。”(42)所以，在确保马克思主义居于指导地位、主体地位之后，我们要创造与此相配合的广泛的新闻平台，健康向上、异彩纷呈的娱乐平台，科学民主、严谨自由的学术平台，信仰自由、和谐共存的宗教生态，全面推动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导思想引领丰富多彩社会意识的多元文化格局。毛泽东曾经在批评板起面孔办报的做法时说：报纸是要有领导的，但是领导要适合客观情况。群众爱看，证明领导得好；群众不爱看，领导就不那么高明吧！他又说：报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就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了，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43)。这其实也是一个思想文化宣传方针，就是要把群众喜闻乐见与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大众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结合起来，防止陷入单向度的片面性。当前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提高文化软实力作为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抢占文化发展制高点和国际舆论话语权。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等等凭借自己的综合实力，新闻网点和记者遍布全球，成为国际新闻的垄断者和批发商，这就为它们包装、操控、引领国际舆论提供了便利。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利用我国突飞猛进发展的卫星和电视技术，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文化企业和传播平台，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5.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为意识形态安全建设提供生态文明基础。在当今世界，生态文明已经发展成为强大的社会思潮和实践运动，谁拒绝它谁就是不文明的表现。马克思很早就尖锐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对人类生态环境的破坏，并把未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作为“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44)。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生态文明建设是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提供充分的自然生态环境资源，解决将来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按需分配的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瓶颈的战略举措。与美国拒绝履行《京都议定书》不同，中国本着对中国人民和全人类负责的精神，把生态文明建设写入执政党的中央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约束性指标写进国家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在国际上赢得了高度评价，也赢得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话语主动权。

综上所述，在世界范围内意识形态斗争和思想文化竞争更加激烈和频繁的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国家安全中的“生命线”作用日益凸显。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有机组成部分和灵魂。维护好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对于促进国家稳定和发展进步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管理制度有哪些？

一是制定落实制度体系，规范意识形态阵地管理。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完善意识形态管理机制。学校党总支强化意识形态工作机构和队伍建设，根据“职责清晰，统筹协调，分工合作，守有责”思路，认真执行“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管理”原则，确保意识形态管理环环相扣、不留死角。成立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信息化建设管理与安全工作领导小组、抵御和防范校园传教渗透工作领导小组等机构，学校领导担任机构主要负责人的意识形态管理工作会议制度，定期研究处理相关工作。

以务求实效为目标，完善意识形态管理措施。通过“控制场地”方式，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课堂、课外活动场所、报告会、讲座”管理操作流程。一是严格审批程序和环节。从申到审批的各个程序均责任到人，可追溯倒查人性化的管理既活跃了学术活动，又实现了对意识形态的有效管理。以提升素质为抓手，不断夯实工作基础。加强理论学习，提升意识形态工作的认识水平。不断丰富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内容和形式，通过政治学习不断强调意识形态管理的重要性，周密部署相关工作。以队伍和学科建设为重点，切实把控课堂阵地在教育教学环节，坚持正确导向。坚持“教学研究无禁区，课堂讲授有纪律”通过《教学工作规程》明确规定教师应有的政治质，根据“授课条件”、“任课资格”、“德育要求”和“教学评估”等